智庫中國 > 

養豬熱中的冷思考

來源:中國發展觀察網 | 作者:金書秦 等人 | 時間:2020-01-19 | 責編:申罡

生豬養殖高質量發展聯合調研組


近期由于供給下降豬肉價格大幅上漲, 影響了老百姓的餐桌,引發了政府的高度關切。國務院常務會專門研究豬肉保供穩價, 各部門也紛紛出臺落實舉措。在省負總責、“ 菜籃子” 市長負責制的壓力下, 各地養豬壓力和動力空前高漲。對照當前的“ 肉荒” , 反思過去幾年一些地方在限制養豬方面采取的部分不當措施, 在這股養豬熱潮中尤其需要冷靜思考,既著手于當前平穩度過階段性“肉荒”,又著眼于長遠推動養豬業的高質量發展。


近十多年來重大疫情和政策回顧


生豬養殖需要較大的基礎設施投資,養殖場地具有較高的資產專用性,且生豬市場具有一定的周期性規律,能夠保證養殖者在長期獲得較穩定的投資回報, 因此,正常情況下一旦建成,養殖者不會輕易棄養。重大疫情或重大政策往往成為生豬養殖發生較大波動的誘因。


回顧近十多年來,我國生豬養殖產能的波動,與疫病、環保以及調整政策等多重因素高度相關(圖1)。2006年,豬藍耳病爆發,導致生豬產量急劇下降, 2007年生豬出欄減少了7.46%, 成為2006—2018年來生豬出欄減幅最大的一年。2007年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緩解急劇下降的生豬產量。例如國務院出臺了《關于促進生豬生產發展穩定市場供應的意見》,其中提出了補貼能繁母豬、獎勵生豬調出大縣等鼓勵政策。這些政策有力地調動了生產者生豬養殖的積極性, 實現了2007—2010年生豬出欄量的三連增,年平均增幅近6%。但由于散養戶退出生豬生產較快、生豬疫病多發和養豬成本不斷增加等因素,2011年,出現了豬肉供應偏緊,價格大幅上漲的情況。為此,國家繼續出臺政策大力扶持生豬生產。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促進生豬生產平穩健康持續發展防止市場供應和價格大幅波動的通知》,進一步強化了生豬養殖的標準化規模養殖,并且將生豬調出大縣擴大到500個。此后, 生豬出欄以年均3.8%的增速保持穩定增長, 至2014年,當年生豬出欄量接近7 . 5 億頭, 達到歷史最高。與此同時,生豬養殖不規范、疫病防控體系不健全等問題仍然存在, 成為了生豬產業發展的“隱形炸彈”。2013年3月,爆發了“黃浦江漂死豬”事件,引發了惡劣的社會影響和公共衛生安全危機,同時也造成了嚴重的水環境污染,再次敲響了養殖業的生態警鐘,粗放養殖困境亟待破題。2014年, 《畜禽規模養殖污染防治條例》正式實施,首次明確要求劃定禁養區,并在國務院2015年發布的“水十條” 中得以貫徹。2 0 1 5 年11 月, 原農業部發布的《關于促進南方水網地區生豬養殖布局調整優化的指導意見》指出, 珠三角、長三角、長江中下游地區已經接近或超出土地承載力。2 0 1 6 年農業部印發《全國生豬生產發展規劃(2 0 1 6 – 2 0 2 0 年) 》, 將南方水網地區( 江蘇、浙江、福建等8 個?。?規劃為約束發展區。伴隨著全國禁養區劃定、養殖場搬遷調整完畢,2014—2017年全國生豬出欄量年均減少2.1%。2018年8月,我國第一例非洲豬瘟爆發并在全國蔓延,對生豬養殖業造成嚴重打擊, 多重作用下生豬出欄量持續走低。


當前豬肉供應下降的原因探析


我國豬肉的供給主要有三個來源:一是國內生豬出欄,二是進口,三是儲備投放。其中出欄屠宰占絕大部分,也是影響價格最大的因素,但出欄量的減少不會立即轉化為價格的上漲,其影響可能有一定的滯后性。例如2015— 2018年初的三年多時間里,主要由于禁養的原因生豬出欄持續下降, 但豬肉價格并未出現單一方向的上漲,而是在2016年5月前經歷一輪暴漲后達到高點,之后震蕩下降一直到2018年4月回到低點,經歷一段時間補漲后,2019年1月開啟新一輪的暴漲(圖2)。一方面,價格上漲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主要有飼養成本上升、節假日消費高峰、周期等,但最根本的還是供需關系。另一方面,生豬出欄減少時,增加進口或儲備肉投放,也可以短期調整國內市場,例如2016 年,在國內生豬出欄大幅減少的同時,全年進口豬肉162萬噸,比上年增加108.4%。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豬肉價格保持高位的根本原因是供給不足。下文主要分析出欄量的下降,不過多探討價格形成機制。


首先,禁養對生豬產能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國務院要求“各地區要深入開展自查,對超越法律法規規定范圍劃定的禁養區立即進行調整”,這實際上已經在國家層面確認了存在過度禁養的問題。過去一些地方在劃定禁養區時采取“一刀切”主要表現為:禁養區范圍過大;對規模的界定太小,甚至搞“無豬區”;拆遷手段簡單粗暴等。這些行為產生的一些不良社會影響,甚至一度導致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對當前提振養豬信心有一定負面影響(金書秦、胡鈺,2017)。


2014年是我國生豬出欄的最高點,達到74952萬頭,以此為基準,2015年出欄減少了2536 萬頭,2016年出欄減少了4878 萬頭,2017年出欄減少了4749萬頭,2018年出欄減少了5569萬頭??傮w上,禁養和非洲豬瘟是近幾年先后引起生豬產量減少的主要原因。禁養區的依據是2014 年生效的《規模養殖污染防治條例》,后來在“水十條”中得以具體落實。根據生態環境部公布的《2018年度〈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重點任務實施情況》,截至2018年底,全國累計關閉或搬遷禁養區內畜禽養殖場(小區) 26.2萬多個。


“ 水十條” 要求的禁養關閉、搬遷時限是2017年底,非洲豬瘟是2018年8月進入中國。因此,可以以2018年為界粗略估算禁養和豬瘟的影響, 在2 0 1 8 年之前豬出欄的減量主要是禁養政策效應,2018年之后則是禁養和豬瘟的疊加效應。通過對比2017和2018兩個年份的減豬量數據可以大致區分禁養和豬瘟各自的影響: 假定2 0 1 7 年底禁養如期完成, 排除其他因素, 2 0 1 8 年比2017年多出的820萬頭減豬量基本就是豬瘟的影響,大部分減豬量仍然是禁養的延續影響(圖3)。


其次,由于統計數據發布滯后,非洲豬瘟的影響雖尚不能完全從公開統計數據中獲得,但從近期形勢來看,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內,其影響將更加凸顯。據農業農村部數據顯示,2019年9月份,全國400個監測縣生豬存欄同比下降41.1%,能繁母豬存欄同比下降38.9%,這意味著未來生豬生產能力已經受到嚴重影響。在一系列措施的推動下,生豬存欄和能繁母豬存欄已經在2019年11月出現一定回升,因此,豬瘟的影響如何還有待2019年全年數據公布后才能明確。


幾點思考和建議


豬肉是中國居民餐桌上的重要元素,當前豬肉價格的巨幅上漲已經影響到居民的日常消費和幸福感。國家將發展生豬產業上升到關乎社會大局穩定的高度, 國務院常務會專門討論穩定生豬生產和豬肉保供穩價措施,出臺《關于穩定生豬生產促進轉型升級的意見》。各地各部門也紛紛出臺措施鼓勵養豬,一些媒體甚至出現“為國養豬”的煽動性口號。在當前形勢下,努力保障供給的同時,也要避免一些地方又走另一個極端,從“一刀切”轉向“一哄而上”,要高度警惕以下四種潛在風險。


一是在不該養的地方復養。按照前期禁養區的有關要求,禁養區一旦劃定原則上5 年內不得調整,而目前國務院要求各地在2019年10月底報送禁養區清查結果,實際上是給各地一次調整禁養區的機會。如果矯枉過正,將一些正當的禁養區清理,在不該養豬的地方復養,將使前期正當禁養的努力化為泡影,也將由于政策的反復使得后續的環境監管愈發困難。二是在豬肉自給目標的壓力下,對新擴建的養殖場放松環保要求,幾年后豬肉供應平穩甚至過量,再以環保的名義來一輪關停, 受傷害最大的還是養殖產業。這將進一步打擊生產者養豬積極性,降低政府公信力,未來如再遇重大疫情,提振信心的難度更大。三是盲目大干快上,超出當地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為了盡快恢復生產,必然優先上一些大型、超大型的養殖場,如果后端的糞便資源化利用措施跟不上,將對局部地區的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破壞(韓冬梅、金書秦等,2 0 1 9)。四是加劇“南豬北養”可能帶來的污染轉移,由于目前有諸多政策優惠,且國家鼓勵跨區合作建立養殖基地,一些環境容量相對較大的地區承接養豬的積極性高漲,如果“肉荒” 緩解后區域生態補償的長效機制沒有建立起來,主養區很有可能在養殖產業發展和環境保護兩方面“雙輸”(Z. Bai, S. Jin, et al., 2019)。


為此, 提出四點建議。第一,要加強輿論引導。農產品關系到民生,在保障低收入人群獲得足夠蛋白質的前提下, 不應過度苛責肉價的上漲,價格是市場對商品供需關系最直接最靈敏的反應,也是市場機制的核心作用,所有商品在短缺狀況下漲價是必然。排除炒作因素,價格上漲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供不應求,上漲幅度越大表明供需缺口越大,目前顯然是豬肉不夠了,而且可能要持續一段時間。過去我們一直享受著的廉價農產品,背后既有大量公共財政的補貼支持,也伴隨著大量的化學品投入和污染排放,并且導致了長期以來的城鄉收入差距。廉價的農產品支撐不了農業的高質量發展。綠水青山變金山銀山的一個關鍵途徑就是更加清潔的農產品能夠賣到更高的價格。


第二,要摸清家底。于曉華教授2014年就撰文指出,中國的豬肉生產和消費統計數據存在嚴重問題,體現在豬肉的產量高估、消費量低估(Xiaohua Yu & David Abler,2014)。一方面,地方政府由于政績的需要、獲取中央財政補助(例如生豬調出大縣獎勵) 等原因虛報生豬出欄或豬肉產量數據;另一方面消費統計中未考慮外出就餐等因素。目前這種狀況并沒有改善,近年來全國豬肉產量均在5000萬噸以上,而按照住戶調查的人均消費量在20kg左右,據此推算的消費量遠遠低于產量。家底不清往往影響宏觀調控政策實施的準確性和及時性。因此要下大力氣摸清家底。一是加強監測, 對規模養殖和散養雙管齊下;二是嚴厲打擊數據造假,對虛報存(出)欄數據的企業,列入失信名單,并追回所獲得的財政支持資金,對虛報出欄數據的地方或管理部門,對相關責任人及其單位嚴格追責。


第三,要堅守環保底線。無論是針對區域范圍的產能恢復, 還是單個養殖場的新改擴建,都應充分考慮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糞便資源化利用設施與生產設施要嚴格做到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運行。計算承載力時范圍不宜過大,要具體到縣、鄉、甚至養殖單元,并且要考慮約束最緊的生態環境要素,而不是以土地為單一要素,確保在生態環境質量不退化的原則下合理消納糞污。


第四,關鍵在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2 0 11 年中央黨校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就以《關鍵在于落實》為題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抓落實”在貫徹黨中央重要部署中的重要地位。當前國務院已經提出了明確要求,各地各部門要凝心聚力,短期要著手于加快恢復產能,落實貸款貼息、異地重建、養殖用地等各項措施;長期要著眼于建立健全糞便資源化利用、區域生態補償等各項長效機制和基層防疫體系,推動養殖產業轉型升級實現高質量發展。(參考文獻略)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我國養殖業南北布局調整政策的環境風險評估及應對研究” (18 B G L 1 6 6)、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生態補償與鄉村綠色發展協同推進體制機制與政策體系研究”(編號18ZD048)、第四批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經費項目“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業綠色發展的技術路徑和制度體系”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執筆人: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金書秦、胡鈺、陳艷麗


中國科學院遺傳所農業資源研究中心馬林、柏兆海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所姚宗路


河北大學經濟學院韓冬梅


發表評論

福建福彩中奖后去哪里领奖 好运彩彩票网官方端口 上海快3今天推荐豹子 美国主要股票指数 北京快中彩奇偶走势图 金7乐开奖结果查询 双色球走势图 综合版 搜辽宁十一选五 快赢481走势图最近30期 甘肃快3遗漏号查询 吉林11选五规则玩法